不妨说，陶东风与支宇都反对绝对的本质主义，但陶东风不试图寻找本质，而试图研究本质，主张对一切与本质有关的文学言说展开反思性研究；支宇却试图在反对绝对本质主义的自觉意识支配下寻找某一“本质”。
其次，关于没有找到“根本问题”。陶东风是从知识论的角度（知识生产的思维方式）出发，支宇则是从社会条件的角度出发，或者说相对而言，支宇是从“外部”找原因，陶东风是从“内部”展开反思。在这一点上，支宇显得更切合社会语境，更有本土的生存感，但双方依然没有根本冲突。[32]
陶东风的教材文论在反思文学知识的时候，会语境化地进行分析。陶东风在《文学理论基本问题》中谈及文学自主性问题时就指出，自主性是有社会条件的。例如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文艺活动之所以“不自主”，就是因为这时期的文艺活动“寄生于计划经济体制（包括文艺的计划体制）、一元化的僵化的政党意识形态之中”；而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活动有一定的自主性，并且自主性观念深入人心，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、意识形态的变化有紧密关联。[33]陶东风甚至下结论说：“真正致力于中国文艺自主性的学者，应该认真分析的恰恰是中国文艺自主性所需要的制度性背景，并致力于文艺场域在制度的保证下真正摆脱政治与经济的干涉。”[34]可见，陶东风的文艺学学科反思也是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，能够结合语境进行具体分析。就此而言，陶东风的反思工作看似是从“内部”展开反思，但其实并没有脱离“外部”。支宇所谓的“威权主义”意识形态说，并没有超出陶东风的视野。甚至我们可以说，陶东风是在爆破并自觉地抵制“威权主义”意识形态。这从其关于文艺学知识生产的历史化与地方化，并且主张文艺学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程序正义中可以看出。事实上，这正是建构主义题中应有之义。[35]或也因此，朱国华不无道理地指出：“专制主义往往借助于本质主义的元叙事来宣布真理，不仅垄断了对于事物的合法定义，而且，还通过对这一真理的再生产和再确认，将自己的支配地位不断地自然化、常识化、正当化和永久化。因此，从这样的意义上来看，对文学理论教材的本质主义思想倾向的攻击，就具有了强烈的文化政治的含义。”[36]